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民主党派领导干部的生命线

作者: | 编辑:统战部 | 2016-04-29

近来我国为何在供需平衡中尤为关注供给侧?主要是因为供给方面有所失衡、堆积了不少问题,使“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当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企业效益持续下滑已成为某种程度的常态时,如果还一味地说“需求不足”,那么,显然已不合时宜,而此时此刻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了当务之急,成了追寻供求关系再平衡的“变化的力量”。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切除顽疾、治愈沉疴,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再平衡”,则必须适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加大力度,其必要性可突出概括为以下三个“优化”:

首先是供给主体优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应是忙于直接投资的供给主体,而应是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一系列制度(体制机制)安排的供给主体。此类“无形产品”的给出,是由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守夜者”的角色定位决定的,对千千万万微观主体具有导向和制约作用,直接影响着整个市场秩序的构建,因此也格外要讲究质量与效益。即使是一些公共品的供给,比如水电气等基础设施,政府也不必大包大揽,而应多釆用PPP等模式,尽可能吸纳民间资本、社会资本等来共同运作,以“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政府部门既不能乱作为、不作为,也不能愚作为,比如交通管理一度规定黄灯一亮行车必停、近期证券监管出台和中止熔断机制等,都显得太过粗糙、简单化、不尽明智。中央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就必须优化自己的供给行为,着力于“供给”或维护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这也是创建服务型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相对于政府,企业则是各种有形物质产品及服务的供给主体,从产权构成角度看,还可细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在数量规模上已成为不可替代的市场主体,亦即当然的供给主体。但其供给能量的释放则时常受限于外部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社会环境等),再加上自身的历史局限性,由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多样性而呈现出来的企业素质参差不齐,导致公众社会时有疑惑,由此也决定了其优化空间依然很大。国有企业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做强做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再度确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说是在“供给主体”层面上对传统国有企业体制的一种取代,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推进。

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主要应着力于“改革”二字,要求各供给主体义无反顾地通过深化改革得以优化、各司其职。比如政府,一方面要加大简政放权步伐,坚持走“小政府、大市场”之路,切实尊重和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着力改善制度供给,尤其要加快科技制度、教育制度和金融制度创新。

其次是供给结构优化

结构性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深刻反映,在我国显然是一种广泛存在。大到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小到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供给的不均衡性或曰“结构性缺陷”非常突出。表现于整个宏观层面,即为供给体系的失衡或失范。由于自然禀赋、商业传统、国民素质等方面的差异,资金、技术等稀缺资源率先配置到东部沿海地区,这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包括供给规律;与此同时,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功能区规划发展等措施,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供给,使之跟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节奏。现在尚未脱贫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于中西部地区,如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本质上也是一个精准投资、精准供给的问题。在产业结构方面,长期困扰我们的始终是“一产不够稳、二产不够强、三产不够活”问题。从比重看,近年来已有一些积极变化,比如服务业发展迅速、占比上升势头强劲,但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农业等领域仍未出现突破性乃至压倒性优势。在产品结构方面,花色品种等不可谓不丰富,但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还聚集在整个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或中低端,怎样彻底摆脱“傻大黑粗”的产品印记而换之以“轻巧灵美”的消费印象,以及在飞船上天、蛟龙入海、高铁疾驰的同时,消除像圆珠笔芯、烧烤钢板等产品仍要依赖进口之尴尬,仍是一场尚未完胜的征战。

如何在继续保障和改善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供给的同时,及时满足迅速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需求;如何在目前仍要稳住重化工业对国民经济支撑作用的同时,加快实现产业结构由“重”到“轻”的转型;如何引导资本、劳动、创新能力等要素资源从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并配置到需求旺盛、效益更高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上去;如何增强出口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附加值,促进外向型企业上台阶,深度挖掘和培育新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将适应排浪式消费、基本消费需求的供给,更多地嫁接“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而形成多样化、个性化、柔性化供给;如何突破“中低端产品过剩与高端产品不足并存”的困局,使供给体系更趋合理完善,并尽可能留住高端消费而不至于过多流向国外……这些都关乎供给结构的优化,关乎“供需相匹配”新经济结构的重塑,显现出全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极具现实针对性。

再次是供给动能优化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增速变化、改革深化、动能优化”的关键时期。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当务之急也应包括“动能优化”,为供给侧达到再平衡强劲注入新动力。任何改革,都要有动能支撑,才能激发积极性。在短缺经济下,摆脱穷困谋温饱是一种普遍动能,从而热衷于扩大产能,倾向于要素驱动。现在转入相对过剩时期,要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意味着必须更加重视质量和效益,相应决定了动能取向或动力元素也要“转型升级”、优化调整,使之形成集束性的综合发力效应。

比如,以创新为驱动。达沃斯论坛创办人施瓦布说得好,“创新将改变我们的一切”。在中低端产品相对过剩的背景下,如何刺激供给向高品质提升,就意味着必须从往常以模仿跟进为主的路径依赖中冲杀出来,对勇于创新的供给主体赋予新的动力动能。创新驱动,有利于供给更高质量、更对应于市场需求结构变化的产品与服务,有利于为需求侧供给更多更好的满意率、舒适度、获得感。大到“中国制造2025”、“工业4.0”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小到智能可穿戴设备、手机微信等具体产品和服务,其根本内涵都可归结为对创新的崇尚。而且,也只有创新之路,特别是培育“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创新,或曰“经典创新”、“源创新”、“划时代的创新”,才可能使我国早日建成经济强国。

没有创新能力的供给侧,不可能不在竞争中败亡。比如,奇兵突起的“滴滴打车”为什么不可遏止?主要就是其创新气质、创新气势,打破了既定的出租车运营模式及垄断格局,形成了供给竞争新态势。“滴滴打车”是一曲创新的凯歌!它还给人以深刻启示,所谓供给创新,主要应着眼于供给“便利性、便捷性”。以创新为驱动,必然决定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向供给“便利性、便捷性”主动配置各类创新资源,对此应当有更多的激励与包容。

又如,以减轻企业负担为驱动。现在,企业遭遇的最大困扰之一是经营成本(包括交易成本)上升过快,这在一般产品已普遍遭受市场冷落的背景下,无异于雪上加霜。对此,有学者称,“成本过高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而在成本结构中,融资成本(财务成本)过高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损害更为严重、尖锐。据最近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不仅贷款年息偏高,平均为12.4%,而且还有“影子银行”(如担保等中介)层层加码,实际融资成本高达17—20%,以致于现在要回过头来施行“去杠杆”政策都显得非常吃力。因此,考虑推出普惠的减税政策以及一些定向减税调控措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应是激活供给动能的一剂良方。要刺激生产,就必须增加资本积累并调动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而减税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力措施之一。通过减税来刺激供给而非需求,也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

当然,以减轻企业负担为驱动,从供给侧角度看,还应包括大力减少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社保缴费等给企业带来的综合税费负担,尤其是必须与“由大而小”的政府机构改革、“由窄而宽”的市场竞争覆盖以及“由弱而强”的企业家精神培育等相匹配。只有如此,才能将这场被称为“供给革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到底,并取得预期成效。

(本文刊发于2016年第3期《中国统一战线》杂志,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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