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 | 编辑:统战部 | 2016-09-09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文中,提出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理论,因此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常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能自由地书写历史,人类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考诸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的风雨历程,无不阐明同一个真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造性实践,乃是中华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不二法门。

一、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抉择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帝国”沦为欧美殖民者凌辱、压迫、剥削的对象,无数“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没有能够救国;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和《天朝田亩制度》没能救民于水火;康梁的“变法”也以失败而告终;“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启的辛亥革命,同样没有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

清王朝已经覆亡,中国陷于武人的独裁与混战之中。中国往何处去?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重返封建的王朝体制?孜孜以求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抑或师法人类历史第一次出现的社会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中国往何处去,国人在思考,在探索。苦闷!彷徨!然而就在此时,以李大钊、毛泽东为首的早期中共党人,坚定不移地举起社会主义大旗,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国救民。

于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发生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1922年中共“二大”就确立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从此,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人领导下,历经艰辛,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彼时,虽然国家仍然贫穷,但却获得了独立——这是100余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同时,“独立”也为“富强”、“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前提条件。

尊重历史,就是尊重真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脑热者”的一时冲动,是历史的选择!我们国家现在富强了,老百姓富裕了,但是唯有回首来路,才知去向何方!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程

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揭露、批判,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构想,既符合历史实际,也契合逻辑推演,是我们应当永远服膺、敬畏与遵循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原则性的、抽象的,而历史是发展的、具体的。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如果机械地、教条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则难免“撞墙”。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她创立不久,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应当说这个历程是艰难的。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革命是“城市暴动”模式下取得成功的,于是有人想套用其成功经验,在革命低潮的时候“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结果以惨烈的失败告终。而毛泽东却高瞻远瞩,洞悉全局,毅然决然,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山打游击”,开展武装割据,最终在革命低潮的时候,保存了宝贵的革命“火种”。

抗战爆发了,日本要灭亡中国,国共合作抗日成为历史的最强音。然而,“抗战”与“民主”密不可分。是毫无原则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还是坚持“民族”“民主”革命并行,一些人犹豫了,彷徨了,动摇了,不知所措了。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人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最终在中共“七大”上,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果概括为“毛泽东思想”,于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恰恰又是这个飞跃,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基石。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中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思考,其间虽然有失误,有挫折,但是探索的步伐从未停止。经过十年“文革”动乱,中共党人痛定思痛,终于重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如今,我们只有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真正理解和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精髓,并将其与中国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会在中国焕发生机,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才会早日实现。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历史的创举

从亚里斯多德到卢梭、孟德斯鸠,关于“政治模式”的探讨,可谓久矣!然而,理论的“设计”,必须与实际契合,才算甄于“完美”。“独裁”与“民主”、“专制”与“共和”、“一党与多党”,孰优孰劣,孰恶孰善,虽然见仁见智,但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适合某个国家者,当应只有一种。

但是,政治制度“不能发明”,而应“实践出真知”。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王朝专制体制下,“国事”即是“家事”,岂容普通百姓置喙?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集会”、“结党”的传统。如果有,那也是“朋党”。“朋党”何者?小利益团体也!“朕即天下”,何须尔等操心,贯彻“圣旨”即可!

但是,“三千年巨变”之近代中国发生了变化。雍正禁止“结党”的禁令,在“戊戌变法”时期彻底被破坏,虽然“保国会”、“强学会”与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差距甚远,但毕竟初具形态和规模。近代中国的第二个“结党”高潮始于辛亥前后,其团体虽有政治标的,却难免脱于利益甚至个人恩怨纠缠,其命运亦可想而知。近代中国第三次“结党”高潮为民国初年,浩浩然,近700个“政党”,其实,很多“政党”只是有“党”而无“政”,实乃中国历史上之“朋党”,所以梁启超慨叹其“有党无政”!

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实践,彻底宣告了“民主政治”的失败,所以有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 “以党治国”本意为“以党义治国”,但是却逐渐演变为“以党员治国”和“以党魁治国”,事实上沦为个人专制。“训政体制”下有明确政治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被称为“匪”,必欲武力铲除而后快。

然而,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无法“铲除”,而且抗战爆发后迅猛发展,尤其是抗战后期国民党日益腐败,催生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四个“结党”的高潮,此前已经存在的在野党日渐活跃,新生的政党也逐渐产生。于是多党共存的局面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如何对待这些政党,成为考验一个政党是否真正“民主”的试金石。翻开历史即知,国民党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中国共产党则是真心诚意地与其他党派合作,共理国政。

1949年新政协会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不仅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且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模式。近70年的历史表明,这种政治模式是最符合中国国情、最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也是最大限度代表了中华民族利益的模式。

历史是现实的“预演”, 现实是历史的“背影”。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年来的历史,结合我们中国农工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历史,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紧密结合才能建设好中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我们沿着历史选择的道路继续前进吧!

(作者简介: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农工民主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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